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不敢休息，一閑下來就心慌。

或許你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忙碌而焦慮，也聽說過有人因為工作太難而焦慮，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正因為空閑而焦慮。

尤其是在一種內卷加劇、預期消極的環境下，人們會開始畏懼空閑，反而追求一種忙個不停的充實。甚至有人說，一旦停下來，就會聽到生命時鐘的恐怖“滴答聲”。

這種“不能停下來”的情緒，大家的感受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李佳琦的直播間里，當他拿著79元的眉筆，說“有的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么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的時候，會激起那么強烈的反感。有人評論：“我本來就已經忙得停不下來了，還要聽你教育我?”

哲學家韓炳哲在《在群中》一書中也提到：“真正的閑適，開始于工作完全停止的時候，閑適的時間是另外一段時間。但新自由主義的績效強制，將時間變為工作時間……現在的我們，除了工作時間沒有另外一段時間。作為筋疲力盡的業績主體，我們的入睡就如同雙腿麻木之后的失去知覺。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的放松也只不過是工作的一種模式。”

所以，在空閑型焦慮之下，人們沒法真正地享受閑適，也無法容忍自己“停下來”。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它究竟從何而來?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它?

不敢休息的人

在此之前，21歲的大學生林清遠，從沒想過自己會去看精神科。

醫生的診斷是“輕度抑郁”。看著診療單，林清遠納悶，“我居然因為放假太閑而抑郁”，這多少有些離譜。

那是在年初，大人們紛紛復工，家里只剩下林清遠。和一些寒假中的大學生一樣，她的活動范圍主要是在床上。每天睡十二個小時，睡醒就打開手機，在各大社交娛樂App之間穿梭。只有在吃飯和上廁所時，她才會短暫和她的床分開。

她本以為剩下的半個寒假都會這樣度過，但有一天夜里，她突然嚴重失眠，在床上翻來覆去，兩個小時都沒能入睡，心跳加速，手腳冰涼、發抖。她安慰自己，這只是一次偶然的失眠。

但情況越來越糟糕。

“躺在床上，閉眼不到五分鐘就會感覺自己沉入海里，有一種很害怕的感覺，總覺得休息是一種罪惡，睡眠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她無法控制自己不這樣想。

每天的睡眠時間只有四到六個小時，即使勉強入睡，睡眠質量也差。焦慮的情緒也傳遞到白天，頭暈、易怒、想哭——情緒頻頻失控。

在持續半個月之后，她終于拖著疲憊的身軀向醫生求助。醫生告訴她：“你這是閑出來的病。”最近來醫院看這種“閑病”的人不在少數，醫生已經見怪不怪了。

空閑型焦慮，也在撲向上班族。

張揚雖然睡眠還可以，但也沒能逃過空閑型焦慮。他今年二十五歲，畢業后在廣東一家傳統制造業公司上班。

公司分配了宿舍，每個月租金也就兩百多。工作早八晚五，本該清閑，但他并不想閑著，他晚上會給高中生線上輔導，這是自己找的活兒。即使是前兩年讀研究生的時候，他也一直會做家教賺錢。

一直以來，張揚都很享受這種被填滿的生活。相反地，倘若他的生活不再忙碌，沒活干的他會酗酒，會反思自己的懈怠，會質問自己的存在價值。有一回，他把血液內的尿酸指數喝到六百，超出正常水平約30%——這也是空閑型焦慮對他的反噬。

海通國際證券在今年7月份的一份研報也顯示，由于人們面臨來自工作及家庭生活越來越大的精神壓力，這也導致，亞健康狀態(SHS)成為中國居民的一大問題，典型的癥狀包括，失眠、抑郁、焦慮及慢性疲勞。而在人群比例上，18歲到45歲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占了約一半。

而這種空閑型焦慮，也常常會以代際延續的形式出現。在一個家里，如果出現了一個有著空閑型焦慮的子女，往往也會有相似的長輩。

比如，在江西南昌讀研的周佳寧，她就是被空閑型焦慮牢牢控制的典型。

自打讀研的第二個月開始，她就發現，一天不去圖書館就渾身難受。即使沒什么課業任務，如果躺在宿舍追劇，心里就會空落落的。但這種癥狀，從踏進圖書館的那一刻就會得到緩解，哪怕是茍在圖書館里刷抖音，她都覺得“不虛此行”。

如今，這份空閑型焦慮也被她帶到了實習工作里。哪怕完成了任務，但只要跟下一個任務之間有幾天的空檔期，她也會坐立不安，會主動找領導問問還有什么事做。

在她們家，不光只有她如此，她媽媽也閑不住。

上班時，周佳寧的媽媽是銷售，本就比較忙，等五點半下班以后，還要買菜做飯、打掃屋子，到了晚上也不閑著，拿出烤箱、打面機，還要做面包。她自己停不下來，也不讓家里人閑著，會把老公孩子叫來一起幫忙，家人們雖不樂意，但也頂不住她吼。

她經常感嘆，說自己沒福氣，不懂得享受，一輩子都是勞碌命。

而周佳寧的爺爺，也有重度的空閑型焦慮。七十歲了，老爺子還在外頭跟著包工頭，四處打零工。哪里需要勞力，他就去哪里，常常是干完一個活，就發愁下一個活。如果有一段時間沒有包工頭找他，他就會焦慮得睡不著覺。

周佳寧心疼爺爺，常勸他別去了，但由她來勸爺爺，似乎也沒什么說服力。

隱形的枷鎖

空閑型焦慮的背后，往往會指向某種強烈的壓力或者恐懼。

這種壓力和恐懼，有時候是因為具體的事件。比如張揚，他的空閑型焦慮從2021年持續到現在，標志性的事件，就是從雙減后，自己在江西九江辦的培訓機構關門的那一刻開始。

那時2021年3月，他招募了九位合伙人，租下一間三百多平米的房子作為學區，籌集資金，招了不少學生。

不得不關門的那天，他向學生和家長道歉，給每位老師發了最后一個月的薪資，解散了團隊。房租的違約金，加上退還給家長的學費等等，讓他背上了十五萬的負債。

這十五萬的債務，和九月份的研究生生涯一起降臨。從那時起，他壓榨自己的每一分鐘，以一種近乎見縫插針的方式去做兼職還債。

回想起來，從那時起，空閑就離他而去了。他是個信守承諾的人，但越是這樣，還債的壓力越大。那段時間，他在自己的微信頭像上注明了欠債金額，持續更新自己的還債進度。

他在江西當地某大專當外聘教師;給幾個高中生一對一補習英語，還收了三個考研學生輔導專業課……最累的時候，除了研究生學業之外，他一周有20個小時都在給別人上課，這還不包括備課的時間。

他無法接受自己停下來，一停下來，欠債的焦慮就會追趕上他。他不停地勞動，不停地賺錢，為自己爭取自由。

還債的壓力由不得他松懈，從十五萬開始，到十萬，到三萬……終于，在2022年年底，他還清了債務，微信頭像上的欠債金額歸零了。

他終于不用再為了還錢而忙碌了。

但他發現，空閑型焦慮并沒有因此消失。“我還是受不了空閑，以前閑下來，是還債的壓力在后面追，現在，我會想，我怎么沒以前會掙錢了?我是不是退化了?我的存在還能創造什么價值?”

還有的時候，空閑型焦慮來自從小到大家庭的規訓。

周佳寧的媽媽從小就對她要求特別嚴格，“你看看人家”是她經常聽見的話。住在附近的幾個同齡人，每次出成績，媽媽都會比較一圈。有個男孩數學很好，媽媽總說：“你看看人家，從來不用補課，數學總能考前幾名。”

絕大多數時候，她都努力扮演一個好學生和乖女兒。但初三有段時間，她從媽媽的床頭柜偷出自己的智能手機，在每一個媽媽睡著后的夜里玩。有一回，她掉出了媽媽設定的班級前十的底線，媽媽再一次拿她和別人家的孩子比較，她終于爆發了。

她把母親推出房間，狠狠摔上房門，把自己反鎖在房間內放聲大哭。那是她唯一一次摔門。

后來周佳寧考上了研究生，家附近的那幾個小孩都被她比下去了，就在她以為自己終于不用再被比較了的時候，又殺出一個媽媽單位同事的兒子，他同時考上了985學校的研究生和公務員，周佳寧知道，這個人又會頻繁出現在媽媽口中。

所以，即便是現在她在空間上遠離了媽媽，在精神上，那個一直說著“你看看人家”的媽媽從未遠離。

去精神科檢查的林清遠，其實也是被這種隱形的枷鎖所累。放假時，她一打開朋友圈就看到同齡的人在各種“曬優秀”，有拿獎的，有去實習的，也有憑自己的本事賺錢的，成就鋪滿整個朋友圈。

她忍不住對比：“怎么大家都這么光鮮亮麗，而我好像沒什么優勢，甚至都不知道該從哪個方向開始努力，我似乎永遠都追不上她們。”

最后，心理上的焦慮進一步影響到生理層面。她把自己的經歷分享在社交平臺上，沒想到收獲了很多年輕人的共鳴，不少人在評論區說自己也會“一閑下來就焦慮”。林清遠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每到放假的時候，那篇帖子的點贊量和瀏覽量就會達到一個高峰。

與焦慮和解

從精神科回家之后，林清遠開始吃抗焦慮的藥，并且在第一時間，她放下了手機。

當她把注意力聚焦到自己的生活上之后，焦慮的癥狀稍稍有了好轉。她發現，自己又開始寫作了，空閑的時候還會搞搞衛生。

所以，某種意義上，在空閑型焦慮中，手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韓炳哲也多次提到，在一個倦怠社會里，手機這一類信息化產品會給人施加強制作用。他寫道：“現在，數碼設備帶來了一種新的強制。基于可移動性，它把每一個地點都變成一個工位，把每一段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的剝削甚至更為高效。可移動性的自由變成了一種可怕的強制，我們不得不時刻工作……如今，在很多職業中，這些界限和區分都已經完全消失。”

最關鍵的是，手機朋友圈里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實。開學以后，她從同學們口中聽到了他們的失意和抱怨。原來，朋友圈那位獎勵拿到手軟的同學也有不足，那位實習經驗豐富的同學也有短板。

她這才反應過來，她掉進了一個朋友圈的陷阱。人人都會分享自己光鮮的一面，但真正讓自己焦慮的是“比較”本身。

還有一些人，用“技術上”的手段，來調節空閑型焦慮。

當體檢單上的尿酸指數直飆六百之外，張揚開始認真琢磨改變生活方式的事情，最后他想出來的辦法是喝茶。

在過去，他經常是身體閑了下來，但精神一直緊繃。所以他決定從精神放松上想想辦法。為此，他買了一整套講究的茶具。每個周末，他都會在宿舍擺開茶具，點燃一炷安神香，再沏上一壺白茶。那段時間，被茶香包圍著，他覺得空閑型焦慮暫時遠離了自己。

但空閑型焦慮，也并非只有壞處。因為本質上，焦慮這種情緒的誕生，本就是為了幫助人們應對接下來的不確定性。

在焦慮中，閑不下來的周佳寧確實在進步。圖書館里，幾乎一整年她都在準備考研。

回想起來，她也曾因為不堪壓力而崩潰過。那還是大一暑假，母親就開始念叨著，讓她準備考研。

只要抓到她在房間玩手機超過一個小時，媽媽就會借拖地之名進來嘮叨：“別玩手機了，還沒玩夠啊，你買幾本考研的書來看看呀，放假的時間要把握住呀!”終于有一次，她忍不住對媽媽吼了回去：“你這么著急那你去考啊，我不考了，行了吧!”

但她最后也還是在圖書館里堅持了下來。去年3月出國家線的時候，穩定了五年的分數線突然暴漲12分，這12分的漲幅，頃刻間淘汰掉一批人。

她初試排在專業第四，但她僅比國家線高出三分，勉強過線。而一起復試的另外三個研友，無一留下。

這種時候，她會感到慶幸，也深感時代的殘酷，只不過這反過來更加深了她的焦慮。這一切，直到9月10日，李佳琦的79元眉筆事件登上熱搜，她才突然發現，李佳琦的話，不就正像她平常對自己說的那些話嗎?

畢竟，她一直這么教育自己——“只有足夠努力，才不會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