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省某地村民黃某私搭浮橋被判尋釁滋事罪一案引發關注。

據報道，黃某在洮兒河邊長大，這條河讓村民的日常通行極為不便。黃某家有兄弟五人，祖上都以擺渡為業。2014年，黃某焊了十三條鐵皮船，搭建了一座固定浮橋。2018年10月，當地水利局以非法建橋為由罰款并強制黃某拆除浮橋。

浮橋拆了后，黃某以為沒事了。但2019年2月，他被當地公安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此后黃某的三哥以及多位家人親戚也被采取刑事措施，7月當地檢察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將黃某等多人公訴至洮南市法院。同年12月31日，當地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黃某等18人構成尋釁滋事罪，分別處以有期徒刑兩年至拘役三個月不等。18人均適用緩刑，該判決已經生效。

法院判決書認為：黃某及其他人員于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體浮橋收取過橋費;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橋。黃某組織排班并制定收費標準，小車5元大車10元，攔截過往車輛收取過橋費，過路費總計為52950元。法院認為，該行為屬于強拿硬要他人財物，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破壞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

本案涉及尋釁滋事罪的適用問題。對于尋釁滋事罪，在立法層面上有學者持廢除的態度，每年也有人大代表提議廢除該罪，以更為明確的犯罪取而代之。但在法律還沒有修正之前，作為一種既定的罪名，學界的普遍的意見是在司法層面上嚴格限縮本罪的適用。

尋釁滋事罪有四種行為方式：有隨意毆打他人，有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還有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黃某收過橋費的行為屬于強拿硬要。強拿硬要的本質是被迫交錢。據報道，在法院認定的總計52950元過橋費中，被收費最多的是村民李某某，共2萬元。然而，這筆錢經法院退返李某某后，又被李某某還給了黃某。李某某認為，“黃某搭這個橋，確實給咱帶來了方便。”

對于收費，黃某稱，自己在焊船體、搭建上投入超13萬元，收費是想收回成本，同時，他從未強制收錢，都憑村民自愿，對一般的過路人，也不存在“不給錢不讓過”的情況。李某某、振林村某村干部和多位洮兒河對岸安全村村民也證實該說法。

如果上述證言屬實，過橋繳費純屬自愿，也就不可能屬于強拿硬要。無強無硬，自愿繳費何罪之有? 否則，所有的收費，甚至包括公眾號的打賞、朋友圈中募捐都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

為了限縮尋釁滋事罪的適用，避免其成為無所不包的口袋罪，最高司法機關2013年出臺了司法解釋，要求在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限縮本罪的適用。

首先，在主觀層面，成立尋釁滋事罪，應當具備尋釁動機 ，也就是所謂的無事生非和借故生非。根據司法解釋，行為人為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或者行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矛盾糾紛，借故生非，實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有學者形象的指出，本罪是打擊流氓的。如果沒有無事生非和借故生非的尋釁動機，即便日常生活中的民事糾紛也不能隨意貼上尋釁滋事罪的標簽。

其次，在客觀上，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必須要破壞社會秩序。 如果修橋造路，滿足了民眾的期待，不僅沒有破壞社會秩序，反而是社會秩序所嘉許的，那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不是犯罪。

刑法中的危害行為必須是侵犯法益的行為，如果一種行為沒有侵犯法益的危險，反而降低法益侵害的危險，那它就不是危害行為，而是有益行為。比如張三發現巨石從天而降，馬上要砸中李四的頭顱，于是奮力一推，巨石沒有砸到李四的頭。這里，即便李四被推倒地，腿骨骨折，張三的行為也不屬于刑法上的危害行為，因為他這一推降低了李四法益受損的程度，他是做好事，而不是做壞事。

《太上感應篇》說，“修橋鋪路，乃是大善之舉”，善行當然不應屬于刑法上的危害行為。據《農民日報》報道，浮橋被拆后，群眾的出行難題并未得到解決。從2018年浮橋被拆除到媒體報道之時，當地還沒有作出修建橋梁的規劃，村民出行極為不便，去河對岸種地、運貨要多繞路70公里，原本十幾分鐘的路程得走3個多小時。

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未經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同意，擅自建設橋梁……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依據職權，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限期補辦有關手續;逾期不補辦或者補辦未被批準的，責令限期拆除違法建筑物、構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強行拆除，所需費用由違法單位或者個人負擔，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但根據上述條款，即便認定私自建橋屬于違法行為，最嚴重的法律后果也只有行政處罰，而無刑事責任。 違法不一定是犯罪 ，行人闖紅燈、司機開車超速都違反了《交通安全法》，可以給與警告、罰款等行政處罰，但絕不能認為只要違法，就是犯罪，從而認定為尋釁滋事罪中的追逐行為。

另外，對于民眾私自建橋，也可事后補辦手續，而非一律拆除，尤其是在修建橋梁能夠便利民眾出行的情況下更不宜動輒拆除。《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也規定：“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因此，即便認為私自修橋手續不全，但是只要沒有造成危害后果，就不應進行行政處罰，更不要說追究刑事責任了。

《易經》有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司法絕不能讓積善之家，承受余殃，否則就背離了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反而損害了司法自身的權威。

一審判決生效后，黃某提起申訴，但被原審法院駁回。2023年6月26日，黃某繼續向上級人民法院申訴。29日，當地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對該案立案，目前正在審查中。

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對聯，上聯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下聯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刑起源于兵，知兵非好戰，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作為兵法的刑法的最高境界。刑法雖不能過度寬縱，但更不能一味重刑。犯罪標簽會給個人及其家庭帶來巨大的痛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寬刑省獄，囹圄空虛應該成為每個法律人的內心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