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整體回升向好，創新動能持續增強，但受國內外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推進高質量發展仍面臨一些挑戰和壓力，內需不足成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7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終端需求帶動有效供給，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提升擴大內需的效果，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需要厘清八個認知誤區，優化擴大內需的思路和措施。

“單純投資或消費拉動(主導)”的認知誤區

長期以來，學界一直存有“投資拉動”和“消費拉動”的爭論，尤其是近年來有觀點提出要走“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增長)模式”。這些觀點的理論根基是“三駕馬車”理論，即投資、消費和進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其實這三個方面，體現的是統計意義上的GDP的構成來源，它們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不相同，也不形成必然的拉動邏輯。中央明確指出，“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基礎性作用，直接影響經濟循環質量。投資不僅形成即期需求，而且是增長的真正動力，是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前提基礎，決定經濟增長的速度、質量和供給水平，進而決定人們的收入狀況和消費能力。因此，我們要摒棄那種靠“單純投資或消費拉動(主導)”的認知誤區，從國民經濟循環系統的視角看待二者關系，不能將其割裂開來。消費能力的提升和消費需求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投資的擴大，是投資的結果。應根據宏觀經濟形勢，尤其是總需求的變化，統籌考慮促進投資和消費的一攬子政策。只有將兩者有效結合起來，才能實現擴大內需戰略。

“投資過多、消費過低”的認知誤區

投資過多、消費過低，常常被認為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重要表現。如果按照這一邏輯，不重視或抑制投資，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應，影響一系列發展目標的實現。我國投資之所以占比高，是由我國的發展階段、發展任務和居民儲蓄率所決定的。投資的高速增長是過去幾十年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如2003—2011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5.6%。投資多不多，關鍵看發展的目標和任務、資源條件以及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而不能只是簡單的國別類比。

此外，還存在因統計口徑原因出現的消費被低估、投資被高估的問題。當然，我們也看到目前存在的消費不振的問題，成為影響經濟循環質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解決這一問題，要從提升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入手，而不能限制投資。擴大投資，其實也是擴大消費需求和提升人們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礎。2022年，我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6.7%左右。無論是推進高質量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還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都要發揮好投資的關鍵作用，尤其是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帶動作用。

“投資效率不高”的認知誤區

“投資效率不高”，常常成為把脈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問題。從增量資本產出率指標來看，單位資本的邊際產出是逐步下降的。這一趨勢與我國資本持續增長的狀況相對應，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但這不代表我國投資本身的效率問題。據測算，我國與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比較，效率是高的。我國單位GDP增長所需要的投資，不僅比美國、日本或西歐少得多，也比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少。為擴內需、穩增長，需要繼續優化投資結構和方式，加大符合產業發展方向和趨勢的投資，進一步提升投資效果。同時，處理好房住不炒與穩定房地產投資的關系。近些年來，我國堅持“房住不炒”，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依賴明顯減少，成績來之不易。從中長期基本面看，房地產市場仍然有健康發展的空間，今后需要保持房地產投資的合理規模和增速，積極推動“城中村”改造和“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基礎設施過剩浪費、空間有限”等認知誤區

破除“基礎設施過剩浪費”“推進基礎設施就是走老路、與高質量發展不符合”“空間有限”等觀點，需要從國民經濟發展整體來充分認識基礎設施投資的作用。基建投資，不僅以總需求的擴張產生經濟聯動效應，有利于穩定經濟運行，而且可以提升宏觀經濟效率和改善民生，有效支撐高質量發展。基礎設施總體上不存在過度的問題，反而存在制約國民經濟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短板。我國人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只有發達國家的20%—30%，農民人均公共設施投入僅為城鎮居民的1/5左右，投資空間非常大。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不是一個臨時、短期的需求管理工具，而是應貫穿于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全過程的重要舉措。同時，基礎設施建設，每個時代的內涵都不一樣，不必過度強調新舊之分，但基建內容需要推陳出新，根據發展和人們生產生活需要及時調整。當前的新基建，大部分屬于產業投資范疇，因此，要處理好傳統基建和新基建的投資關系。

“政府投資擠出私人投資”的認知誤區

雖然在經濟理論中存在“擠出效應”，但這具有嚴格的前提和條件，并且也與政府投資的方向和時空條件有很大關聯。我國的政府投資以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主，帶有顯著的正外部效應。在社會投資動力不足、意愿不強的情況下，這不僅不會出現擠出效應，而且能夠產生彌補效應和引致效應。一方面，彌補企業投資不足而形成的需求缺口，彌補關系居民生活質量和企業發展環境等方面的投資“短板”，保持合理的投資需求;另一方面，間接提高社會資本的投資回報率，產生引致效應，吸引社會投資，擴大社會總需求。當然，需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政府投資方向，使其重點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基礎性和戰略性的支撐和引導作用，避免政府投資與民爭利。

“居民消費與公共消費割裂”的認知誤區

在觀察和分析擴大消費需求時，不少觀點和主張在圍繞“個人或家庭”的消費打轉轉。誠然，這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主要內容，但若僅著眼于此或局限于此，就會影響擴大消費需求的效果。經濟是一個系統，消費也不應被割裂。廣義上的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公共消費等。公共消費不僅包括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也包括基礎設施等實體國有資產的消費。從消費視角看，基礎設施投資形成未來的公共消費。公共消費從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兩個方面都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因此，提升擴大消費的效果，一方面要促進居民個人的實際消費;另一方面，要通過公共消費，加快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疏通消費堵點，提升居民的消費意愿和能力，帶動個人的消費。

“發錢促消費”的認知誤區

有觀點認為，我國應像一些國家那樣直接發放現金，刺激消費需求。這種方法雖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成本太大，在我國根本不可行。我國的居民消費和儲蓄習慣、發展水平等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假如每人發1000元現金，則需要約1.4萬億元，但這對刺激消費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這不僅形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而且居民的消費習慣、消費結構和消費意愿也制約了其效果，尤其是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預防性動機增強，消費更趨保守，這樣勢必造成寶貴財政資源的低效使用。其實，在國外這一方式也出現了成本過高、效率不佳、浪費嚴重的諸多問題。從提升財政資源使用效率角度而言，鼓勵居民消費，更應著眼于加強社保體系建設，讓老百姓有個穩定的預期，解決好住房、養老、育兒、醫療等制約消費需求的主要問題，提升居民的消費意愿和能力。

“沒有政策空間”的認知誤區

當前社會上出現“財政壓力大，擴大內需，沒有政策空間”的觀點。雖然財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較突出、地方債問題廣受關注，但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主基調沒有變，我國依然具有擴內需的政策空間。我國一些地方確實存在地方債的結構問題，但并不構成經濟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不增長或低增長是我國應防范的最大風險。從實踐層面，通過財政政策和資源優化組合，盤活資產，以及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可以釋放一定的政策空間。從理論層面，應站在國民經濟發展整體看財政空間。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的實質是增長與風險的平衡問題。能否形成債務風險關鍵在于債務資金使用的方向和效率。只要債務資金能夠使經濟恢復或提升潛在增長水平，財源基礎得以增強，就不會出現大的債務風險。當然，我們也需要重視防范化解個別地區的地方債流動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