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打擾大家，我們組十一人聯合實名舉報導師學術造假，我們深知個人的力量太過渺小，因此敬請大家關注、支持、轉發，謝謝!”1月16日下午，在一個以碩士、博士研究生為主要成員的科研微信群里，有人發出這樣一段話。

緊隨其后的是一條題為“如何看待211高校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營養系黃某若教授十幾年如一日的學術造假行為?”的鏈接，以及一個長達125頁的PDF文件。這份文件的格式形如學術論文，有目錄、前言、討論、致謝，此外，黃飛若涉嫌篡改實驗數據、實驗圖片造假、論文不當署名、操縱同行評議、教材編寫抄襲等問題用文字和圖片、數據一一論證。

發言的人叫張黎，是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動物醫學院研究生，此時正和他的10名“戰友”一起，在各個平臺呼吁人們轉發關注。不久，有該課題組包括兩名博士生和9名碩士生鮮紅指印的舉報信在網上流傳，他們的導師是舉報對象，是該校動物營養與飼料科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黃飛若。

“舉報的同時已經做好了‘跑路’的準備，把實驗室的個人物品都拿走了。”張黎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與此同時，這份舉報材料也被遞交給校內有關部門，并在兩三個小時內得到回應。

微信群里，有人擔心地問：“我第一念頭是你們怎么畢業啊……”張黎回復：“起碼我是肯定畢不了業的，因為我博四了哈哈。”“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后果肯定都知道，都是成年人”。

“在虛假數據和成果的掩護下，黃教授和相關受益人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戒，還獲得了大量的科研經費和項目資助，同時也獲得了學術聲譽和地位。”在舉報材料中，他們呼吁相關部門對其造假行為進行徹查和嚴肅處理。

當晚，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動物醫學院發布情況說明，立即成立工作專班，啟動調查程序。1月19日凌晨，該校通報，初步認定黃某某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停止其校內所有職務和工作，組建導師組全面負責該課題組研究生培養工作。該校堅持對學術不端和師德失范零容忍，將進一步對舉報問題進行全面調查，根據最終調查結論依規依紀處理。

125頁的舉報PDF

與黃飛若一同在讀的15名研究生中，11人選擇了參與舉報并署名。出于知情權的考慮，舉報前，他們也詢問過課題組里的其他同學要不要參與舉報，“但有的同學不想參與，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為完成長達125頁的舉報材料，他們準備了近1個月，重點指向了學術造假的問題。在這份PDF文件中，詳細列出了黃飛若參與和指導的15篇期刊論文以及19篇學位論文存在的問題，其中包括兩篇本科、14篇碩士和3篇博士學位論文。

這些論文時間集中于2016-2023年，涉及的問題包括篡改實驗數據、科研圖片造假、操縱同行評議等。

以發表在肝腸疾病領域的一篇論文為例，他們將該論文與主要作者的學位論文對比，發現多處數據被“移鼠接豬”，同樣的實驗圖片，在不同的論文中被標注為“小鼠肝臟中的蛋白表達結果”和“仔豬肝臟中的蛋白表達結果”，“僅通過裁剪的手段，就把鼠的結果轉移到了豬上”。

論文中一些送檢的數據，也經過了“二次加工”，比如2019級一位博士生在每個分組中實際只送檢了3個樣本，但作圖時標注10個數據點位，論文中也標注樣本量為10。

而在2021級一名碩士的學位論文中，實際僅檢測了1個雞血液樣本，卻得到了多個不同復合水乳劑添加量下的檢測結果。而這份被處理過的指標同樣出現在另兩名本科生的畢業論文中，盡管3人學位論文的研究內容、實驗所飼喂蛋雞的物質都不相同。

參與舉報的學生說，目前列舉的都是經他們反復比對有實證的，而有些論文數據可能是憑空編造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在部分列舉的期刊論文中，也有參與舉報的學生被標注為合作者，他們解釋是，有些是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署名，也有一些是在“延畢”的威脅下被迫參與。

為何這些造假論文能突破審稿，發表出來?在知名學術打假人“扮虎”看來，多年以來，期刊審稿人基本上都是只評判論文的科學創新、方法的可靠性，以及討論其發現的意義和局限性，幾乎從來都沒有義務去驗證數據的真實性，“所以造假，只要不是特別過分和明顯，很難被發現”。

他舉例，有的投稿者也會找關系審稿人，“自己草擬一個審稿意見，關系審稿人基本放水”。這一情形在舉報材料中也有呈現：黃飛若指導的博士后稱期刊審稿人是黃飛若的熟人，讓組內同學“自己草擬審稿意見、操縱同行評審”。

不配合的被孤立

華中農業大學第四教學樓4樓近期成為該校學生的熱門“打卡”地。在學校公布學術造假的初步調查結果后，黃飛若的照片和簡介從這里被摘下。此前，他曾作為該校2019年教學質量優秀一等獎的獲得者被表彰和展示。

在學生們看來，黃飛若的履歷充滿光環。公開資料顯示，1999年，黃飛若進入華中農業大學讀本科，2008年從這里博士畢業。留校成為講師后，他于2017年被評為教授、博士生導師，在動物分子營養學和飼料加工工藝領域，他主要研究腸道、肝臟以及脂肪組織營養代謝與表觀遺傳調控之間的關系，曾主持“十四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973”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支持的科研項目。他還入選了湖北省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并出任動物營養與飼料科學系主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比對發現，多篇被指控論文被黃飛若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成果，列入項目結題報告中。

參與舉報的11人中，既有從外校考研錄取的學生，也有經推免升學的本校生。在選擇導師階段，榮譽滿身的黃飛若吸引了他們。

2014年，張黎以超湖北省一本線近50分的成績考入華中農大生命科學技術學院，多次獲得獎學金并得以推免，還榮獲學校優秀本科畢業生的榮譽。

本科階段，張黎上過黃飛若的課程，推免時，“他跟我說在他這能有很多成果，以后會有高薪工作”。但進入研究生階段后，落差不斷出現。

2022年之前，課題組20多名學生擠在約20平方米的小房間內，這里除了供他們自習，還充當實驗室的角色。實驗室內除了4平方米的細胞間，并沒有獨立的實驗空間，也沒有什么實驗設備。

2022年入學的林嘉回憶，入學前，黃飛若曾在電話中告訴她，課題組的實驗儀器先進，且即將搬入新的大樓，環境優美、條件完善。來到這里她發現，課題組連最基礎的概略養分分析儀器分析天平都沒有。“沒有哪個課題組是什么儀器設備都有的”，導師告訴她，相關儀器去另一個老師的實驗室借就行。

她后來才知道，那里的實驗儀器可以供本科生使用，但研究生需要付費借用，黃飛若并不愿意出這筆錢，而是讓她送一些水果之類的禮物通融一下。

除此之外，一些實驗必要的材料黃飛若也不同意購買。林嘉做發酵試驗用的發酵菌種、王夢需要的實驗細胞都靠張黎聯系本科同學借來。“因為自己淋過雨，所以想著為他們撐下傘，也是作為師兄的責任。”張黎說。

更離譜的是，林嘉論文中有動物實驗的部分，需要對豬進行飼養試驗。2023年8月底，她按黃飛若的要求把豬的日糧配方發給博士后姚某指導，沒有收到回應。之后，黃飛若在組會上表示，她實驗所需的豬已經在養，建議她找姚某探討需要檢測的指標。等到11月，姚某告訴她這些指標需要找專業的公司檢測，黃飛若則告訴她已經在檢測，月底就可以出一部分結果。而在此后一周的組會上，黃飛若說非洲豬瘟嚴重，“560頭豬，全死光了!”整個過程中，林嘉從沒見過這些豬。

最讓他們難以接受的是論文涉嫌造假。碩士生的兩年，張黎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一些綜述性論文。他也曾就實驗室缺乏實驗條件詢問過黃飛若，得到的答復是相關樣品會送出去檢測。但轉入博士之后，張黎才逐漸接觸問題“核心”，有些人不做實驗，論文不停產出，所謂的“送檢”，得出的數據又往往和樣品對不上。

“考研也好，保研也罷，我們都是想來學東西的。在這里學不到東西，還要經歷不該承受的壓力，大家對科研就會從充滿熱忱逐漸失望，到最后心灰意冷。”張黎說。

“分手”的決心

“不約而同”，張黎以此來形容這次舉報。事實上，行動前，他們也不敢在課題組內問其他人的意見，“你怎么判斷他是怎么想的呢?萬一直接告訴導師呢?”

但長期在一起的工作和生活讓他們識別出了“同伴”：那些認真做實驗，希望踏實做科研的人。

此前他們曾了解過能否更換導師，但現實的情況是，更換導師的表格上必須要黃飛若本人簽字。黃飛若2022年招收的一名博士生，因為“感覺在這里做不出東西”，半年后選擇了退學。

在北京一所211大學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的張鐸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多數學校，更換導師只有在雙方協商一致的情況下才會很順利，“但如果能達成一致就不會鬧到換導師”。

事實上，研究生的招生名額是導師的一種重要資源，牽扯多方面的利益，而其他導師又會有多方面的考慮不予接受，“我怎么面對他的舊老師，他們之間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學生是不是很難管?中途學生已經浪費了一年兩年，到我這要換一個新的方向，我怎么保證你正常地畢業?半路出家做我的課題，對我來說也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張鐸說，“管理者也不太希望看到這種事發生，如果出現很多換導師的情況，總體來說學院的名聲都不是特別好。”

讓課題組研究生們有所顧慮的還包括，黃教授曾在課題組組會上多次講過：“不要在網絡上發表任何言論”“我背后有學校年薪50萬的專業律師團隊”“你就算在網上發表了，別人都是來看笑話的”。

之所以下定決心、實名舉報的一個契機，是因為到了考研成績即將公布的時間，他們擔心后面的考生誤選黃飛若作導師，“萬一有更多人受害呢?”

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不愿意帶著學術造假的污點畢業。王夢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曾多次崩潰，真的搞不明白自己要如何才能順利畢業，如何才能保持清白。他們怎么可能讓你清白。”

“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博士學位對我的重要性，”預計在2024年6月博士畢業的張黎在社交媒體中寫下這些話。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參與舉報的應屆畢業生，都已經達到了畢業要求。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黃飛若被認定為學術不端，他們幾乎肯定無法按時畢業，甚至能不能畢業都不得而知。

作為碩博連讀生，如果無法獲得博士學位，張黎甚至只能以本科生的身份找工作。有朋友勸他：“為了這樣一個課題組，搭上自己的學位，值得嗎?”但在張黎看來，他們做的只不過是一件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早在作出這個決定之時，我們就已經做好了承受一切的準備。總得有人站出來的吧!”“即使我這6年打了水漂，但我揭發他，給后面的人省了多少個6年。”

研究生們選擇了實名舉報的形式，問題集中在學術不端上，“我們只是反映情況，不是調查人員，擔心一些東西核實不了，會成為我們的問題”。在此之前，他們選擇瞞著家人，不想讓他們擔心，看到新聞后，家人也表示了支持。

“我也害怕過。”張黎坦言，舉報當天晚上，黃飛若就找到了他們，還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沒關系，大家一起把事情解決好，有什么就說什么，這也是我以后帶好學生的一步”。那一瞬間，長期的積威還是讓他感到了恐懼。

事發后，黃飛若拒絕了多家媒體的采訪。1月18日，黃飛若曾向話人間記者回應，學生舉報內容全部不實，“有個學生帶頭，他威脅別人，一起舉報，一起簽字了”。張黎感到很可笑，“學生威脅學生，是我這些年來聽過的最大笑話”。

舉報并不易

盡管涉嫌學術造假的導師只是少數，但對于研究生個人來說，一旦遇上就是100%。在這種情況下，下決心與導師“分手”，對他們來說并不容易。

某985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孫軒感動于張黎的勇氣，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也曾想舉報碩士階段的導師涉嫌學術不端，但出于種種考慮，并沒有走出這一步。

孫軒的碩士論文實驗需要用到多個數據指標，其中一個需要自己長期觀察測量，其他的數據由導師提供。但拿到數據時他就感到“有問題”，其中一個模型數據與現實的擬合系數高達0.99，“做過我們學科實驗的就知道這個數據不靠譜”。

孫軒不想用這組數據，也導致論文進度卡殼，從而被導師批評“傻”“笨”，他也不得不把這些用在論文里。而導師的其他研究，在他看來可能也存在“數據經處理”的問題。

這些都給他的心理帶來極大的壓力，對科研一度充滿悲觀和絕望，“自從把畢業論文寫完以后就不想翻開它，覺得惡心，如果不是必要，我不會提自己的碩士導師，想和他撇清關系”。

“對于學生來說，最先想到的就是‘往前看’，但凡能看到一點點希望就不會撕破臉，何況證據收集很難，只能稱得上線索，很難作為‘實錘’提交。”孫軒說，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想繼續做科研，大家都在一個“圈子”里，或多或少會受到影響。

孫軒曾聯系過一位博導，詢問對方有沒有招生名額，但轉頭他就收到了碩導發來的聊天記錄，“他們應該比較熟，感覺在敲打我，要留在他那里繼續干活兒，不要想往外面跑”。

個別涉嫌學術造假的導師也往往采取各種手段，避免被舉報。2016年，天津大學化工學院研究生呂翔，因無法忍受該院張裕卿及其女兒張絲萌的學術造假而選擇退學。直到4年后，他才寫下123頁的舉報材料，細數導師人為操縱數據、將造假文章反復利用，還將論文不當署名給女兒等問題。

“當時實驗室的氛圍是認真做實驗被罵，造假被夸，因為你要是認真做實驗，你的實驗結果不僅不會比前屆的好，而且還能把前屆的實驗結果推翻。”在呂翔看來，課題組的同學們只能唯唯諾諾，任導師擺布。

張裕卿的殺手锏就是：“還想上不?還想畢業不?”更有甚者，他還要求學生畢業時簽一份聲明，聲明這些實驗數據都是真的，不簽就不讓畢業。“一是萬一以后有人舉報他造假，他就會說都是學生干的，和他沒有一點關系;二是警告學生不要把造假的事情說出去，要不然和學生自己也脫不了關系。”

考慮到種種原因，直到退學4年后的2020年，呂翔才下定決心舉報：“一是因為我們傳統的觀念就是能忍則忍，沒有舉報的傳統;二是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哪里舉報，怎么舉報;三是因為我認識的同學還沒有畢業，怕舉報了張裕卿會影響其他學生順利畢業，畢竟學生都是無辜的。”

公開舉報后，天津大學成立了調查組，認定張裕卿學術不端行為屬實。張裕卿承認其本人有學術不端行為，并愿意承擔全部責任。天津大學隨即解除了與張裕卿的聘用合同。

2022年5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公布了對張裕卿等發表的17篇論文涉嫌學術不端的調查結果。經查，7篇論文存在署名不實的問題，11篇論文存在圖片重復使用問題，兩篇論文存在數據造假問題。隨即撤銷其兩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追回已撥資金，取消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資格5年。

導師權力如何界定

2020年教育部印發了《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要求導師不得違規隨意拖延研究生畢業時間;不得以研究生名義虛報、冒領、挪用、侵占科研經費;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與研究生發生不正當關系等。但相較而言，一些研究生處于弱勢，一些“不良”導師握有“生殺大權”，也能規避前述規定給學生“穿小鞋”。

黃飛若課題組11名學生實名舉報后，一些研究生表示，舉報材料中涉及的克扣補貼、言語打壓、威脅不畢業等問題，或多或少發生在自己身上，這也使得他們不停為此轉發聲援。

“希望這種‘不良’導師權力過大的問題得到重視，加強對他們的監督和管理，多去關心和照顧學生，讓學生的權益得到保證。”張黎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重視。

“學生沒有生產資料，科研的方向要導師定，實驗的儀器、試劑需要導師買。一旦關系破裂，學生受損失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張鐸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盡管學校也會強調師德師風一票否決，但學生不舉報，學校很難深入具體的課題組，評估一個老師有師德師風問題。近年來學生維權的意識提高，自媒體的發達，也讓類似的問題得到了曝光。

“這幾天有學生跟12345打電話，說導師不讓他回家過年，學校導師群馬上就通報這個事，說不能這么干。”張鐸舉例。

他觀察，身邊導師和研究生的相處模式，基本上可以分為4種：一種是單純為了培養人，不考慮研究生的產出，就是為了培養他成長，這很理想化，也符合社會對于一個大學教師的期望;另一種狀態是共同成長，導師需要科研產出，學生畢業找工作也需要產出，雙方配合得比較好，這是比較理想的狀態;還有一種不太匹配，學生有點“躺平”，做實驗上手很慢，也可能對導師的課題不感興趣，導師期望要的成果，研究生又跟不上，是比較緊張的狀態;最后是一種極端的狀態，純粹是壓迫式的，不管研究生怎么考慮，導師想怎么辦就怎么辦，一般成為新聞事件的都是這種。

“不積累到生死攸關的程度，研究生一般是不愿意或者不敢提出來的。”張鐸分析，“研究生的培養過程相對比較短暫，有的時候等問題暴露出來，一年兩年忍忍就過去了，而舉報是沒有回頭路的。”

高校對科研的高標準考核會把壓力傳導到研究生身上，張鐸深有感觸：“很多學校本身是不要求研究生發論文的，但是要求了導師，導師肯定就要求研究生了，研究生想進高校，也得提前‘卷’，博士期間你得有好的論文產出，大家只要是一個系統壓力肯定是相互傳導，誰也不能獨善其身。”

近年來，研究生的招生規模在擴大，就業壓力依然不小，不少研究生并沒有繼續深造的打算，希望“混個畢業”，甚至提前離校找單位實習，這也會引發導師的不滿。招研究生是期待你出成果的，結果來了完全是消耗導師的資源，兩方的目標不一致，就非常容易出問題，“權利和義務一定得是個平衡的狀態，學生如果只考慮獲得、考慮自己的成長，導師的積極性會受到很大影響”。

“但類似的舉報要實事求是，關注合理的需求，不能成為一種風氣。”他建議。

科研界也做了相關反思。《科學》(Science)雜志也支持在其官網“致青年科學家的信”專欄發表了4位學者的觀察和研究，他們對數百名研究生和博士后進行了匿名調查，一部分存在欺凌、歧視、學術不端等行為的導師被稱為“有毒”導師。

他們建議研究生，大多數情況下，應對“有毒”導師的最好辦法是離開他的實驗室——但這種導師往往不愿意讓學生換實驗室，可能還會暗中操縱、施壓，強行使人留下。因此，研究生需要向有行政權力的系主任、院領導申請，留下紙質記錄也會很有幫助，比如觀察到導師學術不端行為后，收集電子郵件、寫筆記，“這之后，你可能會提出正式的投訴或舉報。雖然這需要極大的勇氣，但可能會使未來的學生免受其苦”。

如何制約導師權力?前述文章提出，學校應建立機構內部的變革和問責機制。比如，在年度審查和晉升考核時，請研究生和博士后對導師進行正式評估，或成立教師指導委員會，在學生和導師間保持中立并幫助解決爭端。

如今，張黎和同學們在跟新的導師組接洽，“雙向選擇”，也在期待最終的調查結論盡快出爐。